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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离职，俨然将二者的抵牾一面呈现了出来。但张小平的离职，其实既正常也不正常，说其正常是着眼于人才流动趋势和路径，说其不正常则是针对国企的用人留人机制而言。对于涉事研究机构，张小平离职的确是人才流失；但对整个社会来说，这是合理的人才流动。人才流动频密本就是开放性社会的特征，张小平从国企流向民企，也说明人才流动“玻璃门”正被打破。这样的流动越频繁，社会也会越有活力。

与此同时，康宝莱的另外一个大买家就是它自己。公司一直在回购股票，这是它的政策。在2013年1月和2月，它回购了价值1.6亿美元的股票，并且开始融资，再购买超过10亿美元的股票。随后，命运给了阿克曼一个奇特的喘息机会。2013年4月，美国联邦调查局（FBI）拍下了毕马威（KPMG）的合伙人斯科特·伦敦（Scott London）在圣费尔南多山谷（San Fernando Valley）的一家星巴克（Starbucks）咖啡店里从一位高尔夫球童的手中收受满满一信封的现金的照片。伦敦很快因为内幕交易被捕：多年来，他一直在向朋友透露客户即将发布的年报数据。（伦敦认罪，于2014年4月被判刑14个月。）

黄震：现在可能是要进行一个分层的治理，目前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还是有难度的，但是基于主权国家它的跨国的合作，以及国际组织的协调，对于这种数据治理的标准、规则指引现在正在探索。第二就是基于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去挖掘、分析、开发等，需要用产业引导的方式。因为目前来说，大家都意识到数据不仅是一种资源，它更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，数字产业的发展不是仅仅靠有关个人数据信息、有关保护的一些规定就能实现，可能还要产业引导、产业规划等等，这些更有利于帮助它的发展。同时对于产业可能带来的垄断或者竞争，这些方面的问题要提前进行一个预判。

但是阿克曼攻击康宝莱，并非因为它卖奶昔。他的行动源于它是一家多级营销公司（MLM）。多级营销公司通过独立的承包人销售其产品。承包人不仅从销售公司的产品中收益，还可以通过招募其他销售人员来获利。如果这些被招募的销售人员又被说服去招募更多的销售人员，那么承包人还能够继续从中获利。以此类推，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。

那时的痛苦，还包括身份证明的痛苦，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，那时没有政治地位，还赚钱，是受怀疑的。今天的痛苦，是美国打击华为的市场、商业，打击不了我们的生命；我的政治生命只有中国才能打击，美国打击不了政治生命，我也不会去美国。因此，我现在心情比较平静。

以智能手机的OEM份额为例，10年前，中国的份额为0，目前增长至40%；美国则从10年前的3%增长至15%。不过在互联网全球化方面中国与美国仍有差距。比如Facebook和谷歌的全球活跃用户分别达到22亿和20亿，而腾讯的微信和阿里巴巴的电商活跃用户则分别为10亿和7亿。